反思卢旺达大屠杀:能够作为证据的,只有人们的故事

新京报 阅读:3756 2020-10-13 20:31:34

原标题:反思卢旺达大屠杀:能够作为证据的,只有人们的故事

大屠杀是困扰人类社会最大的谜团之一。仇恨驱动下的集体或群体性癫狂,往往被提及,并以此被用来解释大规模犯罪的发生基础。也因此,建基于现代理性的科层制、组织效率和武器,反倒可能成为大屠杀借以实现的工具。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的作者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讲述的是卢旺达大屠杀。这是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遭遇的最大规模屠杀。在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全面屠杀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三个月至少有80万人遇害。

卢旺达大屠杀题材电影《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 2004)剧照。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在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并未使用多少现代方式就实现了。大部分屠杀是用砍刀完成的。屠杀者和被屠杀者不只是存在于彼此的想象中,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同学、同事,甚至是邻居、亲戚。

一个胡图族人,母亲可能是图西族,而自己也娶了图西族为妻。他们如何能说服自己去杀图西族?作为被屠杀的受害者,那么多图西族人怎么就提前接受了自己会被杀死的命运?他们接受了这一命运,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能否活下来,而是变成恳求快速死于抢下,不要被砍刀折磨致死,恳求在家里而不是街上离开这个世界。而屠杀者信奉所谓的“胡图力量”,就此组织起来实现军事化。那些不同意屠杀图西族的胡图族,被认为是“族群叛徒”“图西族同谋”,在行动之初就同样遭遇杀害。

卢旺达大屠杀题材电影《杀戮禁区》(Beyond the Gates 2005)剧照。

然而,国际社会对此是漠然的。在古雷维奇探访中,幸存者回忆他们对当时国际社会的袖手旁观是失望的,最终是绝望的。大屠杀之后,数万胡图族凶手逃跑到中非、刚果和安哥拉等地区。而图西族也组织起复仇阵线。他们对后者的报复行动默许,错误地以为此举可以降低愧疚感。

卢旺达,一个非洲之国,在世界以外部眼光看待之时,要怎样去处理内部的身份冲突?大屠杀三年后,1997年4月,一群信奉“胡图力量”的凶徒在一所寄宿学校又杀害了17名女学生和一名比利时修女。这些学生深夜被叫醒,被要求按照胡图族和图西族分别站开。但是她们拒绝了。她们遇害前都说自己只是卢旺达人,而不是胡图族人或图西族人。古雷维奇全书以此结束,认为这些勇气孕育着改变的希望。他的依据可能也来自与当地人交谈所听到的身份反思。这些二十余年前的文字如今翻译成中文,读来仍然让人对那一场大屠杀充满疑问。一个人在极端情境下能做的选择太少。人性经不起考验。古雷维奇描写了看似简单却产生巨大灾难的细节,让人深思的便是如何阻止“极端情景”出现。

以下内容经三辉图书授权摘编自《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一书第一章。标题由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摘编|罗东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著,李磊 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我们必须去想象

在卢旺达东部的基本古省(Kibungo),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沼泽地和牧场,有一座名叫奈阿卢布耶(Nyarubuye)的石山,1994年4月中旬有很多图西族在山上的教堂里惨遭屠戮。一年后,我和两位加拿大军官一起前往奈阿卢布耶。

我们搭乘了一架联合国的直升机,在晨雾中低空驶过山峦,香蕉树像绿色的星群爆发般稠密地布满山坡。当我们降落在教区校园的中心时,未修剪的野草在风中狂摆。一名手持上膛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军人,带着一丝生硬而羞怯的拘谨跟我们握了握手,加拿大人出示了我们的参观证,然后我就跨进了一间教室的大门。

至少有50具大多已腐烂的尸体覆满室内地板,穿着衣服,他们的财物被砸碎,四处散落,砍掉的头颅滚落遍地。

电影《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 2004)剧照。

死者们看起来就像一些尸体的照片,无臭无味,也没有苍蝇环伺。他们是在13个月前被杀害的,那之后一直没有移动过。他们的皮肤黏附在骨头各处,很多骨头都与身体分离,被凶手或鸟、狗、虫之类的食腐动物肢解。那些轮廓较完整的尸体看着还有些像人,像他们曾经的样子。一名裹着印花包布的妇女躺在离门不远的位置。她的胯骨瘦削而隆起,双腿稍稍张开,一个孩子的骨架从她双腿间延伸出来。她的躯干已被掏空,肋骨和脊柱戳穿了腐烂的衣物,头后仰,嘴张着:一幅怪异的景象——一半痛苦,一半安息。

我第一次站在这么多死人之中。应该做什么?看?是,我想我是要看看他们。我来就是为了看他们——这些死者没有在奈阿卢布耶下葬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他们就在那儿,暴露在我的眼前。但我也没有必要去看他们了。我已经知道,并且相信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切。看着这些建筑和尸体,聆听着空间中无声的寂静,伴随着矗立于此的荒废的意大利式大教堂,精致的苗圃,以死亡为肥料的颓废花朵在尸体间绽放,这画面还是奇怪得让人难以想象,但我们还是必须去想象。

他们在那里被杀,他们在那里死亡

我觉得这些死去的卢旺达人将永远与我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我非要来奈阿卢布耶的原因:铭记他们。不是铭记他们的经历,而是要铭记我对他们的观察。他们在那里被杀,他们在那里死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呢?一本躺在尸体上被雨水泡发了的《圣经》,四处散落的卢旺达妇女用来平衡头顶巨大负重的小编织茅草环、水葫芦,还有一只卡在尸体盆骨处的匡威帆布鞋。

那名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军人——卢旺达爱国军的弗朗西斯(Francis)中士是图西族,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场类似但规模较小的屠杀中,他父母带着还是孩子的他逃往了乌干达,之后他在1994年一路奋战回国时发现了这里的情况——死在这屋里的妇女大多都在遇害前遭到了强奸。弗朗西斯中士的臀部高挺,像少女的一样凹凸有致,无论走路还是站立都向身后伸着,一种刻意的奇怪姿势,身体前倾,然后驱使自己向前走。他是一位既坦诚又活泼的士官,他的英语有种军事演练带来的一丝不苟的腔调,当他跟我介绍眼前的景象时,我却在看自己的脚,一把生锈的斧头就在我脚边的泥土之中。

几周前,在扎伊尔的布卡武市,一个居住着很多卢旺达胡图族民兵的难民营附近的大市场里,我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用砍刀宰杀一头牛。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在行,一次次大幅而精确的挥刀制造出尖锐的砍击噪声。种族灭绝期间,凶手们的战斗口号就是“干好你的工作!”我看这的确是一项工作,屠宰;艰难的工作,需要砍很多下一、二、三、四、五下狠狠地砍击才能把牛腿砍断。需要砍多少下,才能肢解一个人呢?

鉴于这项工作的残暴性,我们很容易操弄起某些理论,诸如集体疯狂、乌合之众的癫狂、群体性狂热所引发的激情犯罪,然后去想象每个成员都要去杀一两个人的黑帮式盲目狂欢。

但在奈阿卢布耶,以及这个小国里数千个与之类似的地方,在1994年的数月之间,成千上万的胡图族都轮番干起了杀手的工作。被害者一个接一个地不停出现。在第一次袭击狂潮之后,在经历了身体的精疲力竭和狂乱之后,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电影《杀戮禁区》(Beyond the Gates 2005)剧照。

它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

吉孔戈罗的那个俾格米人承认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我们必须违背自然才能够和睦相处。但群体性暴力,也同样必须是有人来组织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即便是暴徒和暴动也要有所谋划,大型而持久的破坏行动需要极大的野心。他们要让人相信暴力是达成新秩序的手段,并且虽然这个新秩序背后的理念很可能是罪恶的或客观上非常愚蠢,它也必须做到极致的简洁和绝对化。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就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而在卢旺达,这一意识形态是以“胡图力量”这样一个不加掩饰的名字出现的。

对那些着手消灭整个族群的人来说(即便他们要消灭的是一群像卢旺达的图西族这样规模相当小且无抵抗能力的亚族群,其男女老少加起来可能也有125万),嗜血的欲望当然是一个理由。但对于我脚下的这间屋子里所发生的屠杀,其策划者和行凶者们未必就是喜好杀戮的,他们甚至可能会感到非常不快。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想要受害者死。他们对此表现得如此迫切,以至于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必要。

所以当我进入这间教室,并且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尸体间行走的时候,我仍然不得不去想象更多的场景。这些死者和杀死他们的凶手可能是邻居、同学、同事,有的可能还是朋友,甚至姻亲。死者在死前的最后几周里还看到杀死他们的人在进行民兵训练,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训练就是为了屠杀图西族;这在广播里已经宣布了,在报纸上也有,人们都在公开地谈论。

电影《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 2004)剧照。

在奈阿卢布耶的惨剧发生一周前,屠杀已经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始了,反对“胡图力量”意识形态的胡图族被公开地指责为图西族的“同谋”,并且成为首批被屠杀行动消灭的人群之一。在奈阿卢布耶,当图西族人向信奉“胡图力量”的镇长询问怎样才能幸免于难时,他建议他们去教堂寻求庇护,他们照做了。然而几天后镇长却跑来杀死了他们,他冲在一大群士兵、警察、民兵和村民的最前面;他派发了武器,又下达命令,以完成这项工作。没人要求镇长那么做,但据说他还是亲手杀了好几个图西族。

凶手们在奈阿卢布耶杀了一整天。到晚上,他们砍断了幸存者的跟腱,然后到教堂后面举办宴会,用大火烘烤从受害者那里抢来的牛肉,喝着啤酒。到早上,这些奈阿卢布耶的凶手在猎物们的哭喊声中倒地睡去,之后又醉醺醺地回来再次展开杀戮。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一个接一个的图西族:整个卢旺达,他们都在这么干。“就是这么个过程。”弗朗西斯中士说。我能看出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在卢旺达四处游走和倾听,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会的。但它的恐怖、愚蠢、损耗和纯粹的罪恶,仍让人无法形容。

忽视会让人对真实感到非常不安

就像柏拉图著作里那个雅典的年轻人勒翁提俄斯一样,我假定你读这本书是想要更近距离地观察,同时也是被自己的好奇心所困扰。也许,在跟随我一起审视这极端的境况时,你期望获得一些见识,一些领悟,一些自我认知上的触动——一种道德,或一种教训,或关于我们应该怎样为人处事的提示:诸如此类的知识。

我不排除这些可能性,但当涉及种族灭绝时,你应该早已能分辨对错了。对于近距离追寻卢旺达的故事,我能想到的最好理由,是忽视它们会让我对真实的存在和我在其中的处境感到非常不安。恐怖本身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我的兴趣,只在于想要理解它所留下的遗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罪行的准确记忆就是必需的。

奈阿卢布耶的死者,我恐怕必须得说,是很美的,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美。骨架是一种很美的东西。随意散落的形式,粗鄙的裸露所特有的奇异宁静感,这边一颗头骨,那边一只难以名状的扭曲手臂——这些都很美,然而这种美只能给这个地方增添羞辱。我对此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应:厌恶、惊诧、悲伤、哀痛、惋惜、不解,当然都可以,但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我只是在看,拍照,因为我想知道在看着这幅景象时,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我所看到的东西,同时我也需要一个理由去更仔细地观察。

我们穿过第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侧,那边是一个接一个的房间,里面全都堆满了尸体,更多的尸体和零星的头骨则散落在这片翠绿的茂密草丛之中。走到外面的时候,我听到“咔嚓”一声。我前面的加拿大老上校绊了一下,虽然他没有注意到,但我看见了,他的脚已经踩到了一颗头骨,而且把它踩坏了。这是我到奈阿卢布耶后第一次注意力如此集中,我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细微又强烈的愤怒感。接着我又听到另一声“咔嚓”,同时感到脚下颤动了一下,我也踩到了一个。

他说,“没了!”

卢旺达的景色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在它的整个中心,蜿蜒而紧密的梯田斜坡从小路边的聚居区和零星的院落间发散出来。红土和黑土间的沟缝代表那里是新锄过的土地,闪着银光的桉树与壮丽的绿茶种植园交相辉映,香蕉树无处不在。

至于丘陵,卢旺达有无数种类:锯齿状雨林、圆背山丘、起伏的沼泽、广阔的热带稀树草原、残牙般的火山尖峰。在雨季,云层既大且低而快,迷雾笼罩着丘陵山谷,夜晚雷电闪烁,而白昼的土地则被泽光华。雨后,天高云淡,在干燥的季节里平薄而恒常不断的雾霭中,地形绵延起伏,在卡盖拉国家公园的稀树草原上,野火烧黑了山峦。

纪录片《上帝忘了卢旺达》(God Sleeps in Rwanda 2005)画面。

有一天,我从南部搭车回基加利,汽车在两条曲折山谷间攀爬,挡风玻璃上布满了紫色的云彩,我问了问让我搭车的约瑟夫(Joseph),卢旺达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有多美。“美?”他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在这里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这里的人不好。如果人是好的,那国家才可能会好。”约瑟夫告诉我,他的弟弟和妹妹都被杀害了,他用舌头轻抵牙齿轻蔑地呲了一声。“这个国家没人了,”他说,“没了!”

卢旺达失去的不仅仅是死去的人。这场种族灭绝被“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ese Patriotic Front)所终止,这是一支由过去受迫害的图西族难民领导的叛军,而当“卢旺达爱国阵线”于1994年在该国全线推进之时,约200万胡图族又在那些曾煽动他们杀人的首领的命令下开始了逃亡之旅。在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胡图族逃亡后,除了一些坍塌的土坯房周围的灌木丛还可以开垦以外,就什么也不剩了。

电影《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 2004)剧照。

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当时还无法理解那种让约瑟夫无视自己国家之美的空无感。不错,那里是有被手雷夷平的建筑物、烧毁的家园,满是弹坑的外墙和被迫击炮轰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但这些都是战争而非种族灭绝带来的破坏,而且到1995年的夏天,大部分死者都已经被埋葬了。直到15个月前,卢旺达还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现在,凶手们的工作看起来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初衷:看不见人了。

乱葬岗不时被发现和挖掘出来,遗骸被转移到新的、合适的神圣公墓。然而,即使是偶尔露出的骨头、数量惊人的截肢者和带着畸形疤痕的人,以及人满为患的孤儿院,也无法证明在卢旺达曾有人企图消灭另一个民族,能够作为证据的只有人们的故事。

能够作为证据的只有人们的故事

“每一个幸存者都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活着。”阿贝·莫斯特(Abbé Modeste)跟我说,他是卢旺达第二大城市布塔雷大教堂的牧师。阿贝·莫斯特在圣器收藏室里藏了几个星期,靠吃圣餐薄饼为生,之后他躲到自己书房的桌子下面,最后又跑到附近一些修女家的椽子上。

他能幸存,显而易见是因为“卢旺达爱国阵线”救了他。但“卢旺达爱国阵线”直到7月初才到达布塔雷,约有75%的卢旺达图西族在5月初已遭杀害。至少在这点上,种族灭绝是完全成功了,而对那些成为猎杀目标的人来说,生,而不是死,似乎才是命中的意外。

卢旺达大屠杀题材电影《四月某时》(Sometimes in April 2005)剧照。

“有18个人在我家里被杀了。”艾迪尼·尼扬齐玛(Etienne Niyonzima)说,他曾经是商人,现在已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所有东西全都被毁了——一个2750平方米的地方。他们在我家附近杀了647个人。他们还折磨这些人。你真该看看他们是怎么杀掉这些人的。他们有每一栋房子的编号,而且他们还在所有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的房子上用红漆做了记号。我妻子当时在一个朋友家里,被射中两枪。她还活着,只有她活着。”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失去了双臂,当时跟她一起的其他人都被杀了。民兵留着她自生自灭。她全家65口人都在吉塔拉马被杀了。”那时尼扬齐玛已经躲了起来。直到他和妻子分离的三个月后,他才知道她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活着。“还好,”他说,“不过还有个儿子头上被砍了一刀。我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他的声音变得微弱,然后顿了一下。“他不见了,”尼扬齐玛啧啧说道,“但其他孩子都还活着,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劳伦特·恩孔格里把他的幸存归结为“天意,以及善良的邻居们,一位老妇人说:‘快跑,我们可不想看到你的尸体’”。恩孔格里是一名律师,在那场种族灭绝之后他当上了国会副主席,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对双排扣夹克外套和色彩鲜艳的领带情有独钟,他做事和说话时都带有一种明快的决断力。

但是在1994年4月下旬,听从邻居的建议从基加利逃走之前,他说:

“在这些事情发生后的某个时刻,我已经接受死亡这回事了。但即便一个人可以接受任何死法,他也不会愿意被虐杀而死。一个人是不会愿意被砍刀砍死的,宁愿是一颗子弹吧。如果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你多半会祈求一颗子弹。死亡或多或少地成为常态,大家听之任之,人们失去了战斗意志。有4000名图西族在卡西卢(Kacyiru,基加利省的一个地区)被杀害。士兵们把这些人带到那里,让他们坐下,因为他们要扔手榴弹了,然后这些人就坐下了。”

“卢旺达的文化是一种恐惧的文化,”恩孔格里继续说,“我记得人们说了些什么。”他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并刻意用一种尖利的语调说道:“‘就让我们祈祷一下吧,然后再杀我们。’或是‘我不想死在街上,我想死在家里。’”

电影《四月某时》(Sometimes in April 2005)剧照。

无法回答的问题

每个跟我聊过的卢旺达人好像都有一个特别关心又无法回答的问题。对恩孔格里来说,这个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图西族接受了自己会被杀死的命运。对弗朗索瓦·泽维尔·恩库伦齐扎(François Xavier Nkurunziza)这位父亲是胡图族、母亲和妻子是图西族的基加利律师来说,问题则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胡图族会放任自己去杀人。恩库伦齐扎能够幸免一死,只因为他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转移隐藏地点,而且他也失去了很多家人。

“顺从,在这里是根深蒂固的,”他跟我说,“在卢旺达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服从权威。人们敬畏权力,而且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你找一群贫穷无知的人,给他们一些武器,然后说:‘这是你的了,去杀吧。’他们就会服从。而那些被雇用或强迫去杀人的农民,他们会遵照那些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的意旨行动。所以有影响力的人,或者大金融家通常都是种族灭绝中的大人物。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并没有杀人,因为他们没有亲手取人性命,但人们都在关注他们并等候着他们的命令。而在卢旺达,命令的下达可能是悄无声息的。”

在我游走于这个国家并收集屠杀的资料时,感觉好像只要有砍刀,有狼牙棒,几个准备就绪的手榴弹,以及几声自动步枪的枪击声,胡图力量所下达的静悄悄的命令就能让原子弹都相形见绌。

“每个人都被号召去猎杀敌人。”西奥多·尼林克瓦亚(Theodore Nyilinkwaya)说。他是一位幸存者,躲过了他在西南部尚古古省的家乡金博戈村的大屠杀。“但我们还是说说那些不愿杀人的人吧,有个拿着棒子过来的人,他们跟他说:‘不行,去找根狼牙棒。’所以,好吧,他照做了,而且跟着其他人一起出去,但他不杀人。他们说:‘喂,他可能事后会告发我们的。他必须杀人,每个人都至少要帮着杀掉一个人。’所以这个不愿杀人的人就被迫照做了。然后第二天杀人就会成为他的游戏,你都不需要一直逼迫他了。”在奈阿卢布耶,即便是圣器安置所里小小的还愿陶俑也被有条不紊地砍了头。“它们和图西族有关。”弗朗西斯中士解释道。

原文作者|[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摘编|罗东

导语校对|陈萩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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